一塊石碑,而不是一部史書
西安有一塊石碑,記錄了基督教在 635 年傳入中國。它不是歐洲編年史,而是一塊 781 年刻成的石灰岩的石碑;收藏它的西安碑林博物館把它列為世界四大名碑之一。
這塊碑很容易被過度解讀。它證實的是一種受到寬容、且獲得皇室優待的存在,而不是中國改信基督教。這兩句話同樣重要。
碑本身是甚麼
西安碑林博物館記載,此碑於唐建中二年(781 年)立於長安大秦寺中。碑文由波斯傳教士景淨撰寫,書丹與題額出自呂秀岩之手。
館方記載碑身高 193 公分、寬 96 公分,楷書 32 行,漢字 1,780 個。碑首為螭首,碑座為龜趺。
「大秦」是中國古代對羅馬世界的稱呼,到唐代也指基督教的近東地區;「景教」則是這個基督教支派在中文裡的自稱,意為光明之教。
碑文說發生了甚麼
博物館把碑文內容概述如下:貞觀九年(635 年),敘利亞教士阿羅本從波斯把這套教義帶到長安;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齡到長安城西郊列隊迎接。
三年後,太宗在義寧坊批了一塊地,允許他們在那裡建立東方第一座教堂,並給了約二十名神職人員的正式編制。陝西省地方志辦公室記載了同樣的順序,並補充說該地是獲准建寺度僧的。
皇室的優待持續了一段時間。玄宗時,朝廷派宦官高力士送來絲帛,皇帝還親自為教堂題額。再晚一些,文宗在聖誕節分發點心給教眾,也被記錄了下來。
所謂「聶斯托利派」是甚麼人
博物館把背景交代得很清楚:聶斯托利是敘利亞人,約生於 386 年,428 至 431 年任君士坦丁堡牧首,主張基督的神性與人性應當分開。431 年以弗所會議判定此說為異端,他被流放到埃及並死於當地。
他的信徒逃往波斯,得到波斯王的庇護,以古敘利亞文為官方語言建立了獨立的教會,並在其後一百年間發展起來。博物館指出,這個教會歸一位駐在今天巴格達的主教管轄;碑文也記錄了立碑當時那位主教的名字:寧恕。
兩份官方資料對出土時間說法不一
石碑立起之後,碑文所記的優待也結束了。博物館指出,六十多年後唐武宗會昌滅佛,景教教堂連帶被平毀,石碑也從記載中消失。
分歧出現在重新出土的時間上。陝西省地方志辦公室記為明熹宗天啟三年(1623 年);西安碑林博物館記為天啟五年(1625 年)初春,地點在西安城西崇仁寺附近,也就是唐代大秦寺舊址。
兩者都是中國官方資料,相差兩年,而這個出入在景教碑研究中為人所知。我不在這裡二選一,而是把這個分歧本身寫出來。兩份資料一致的是:石碑出土時完整可讀,而且很快就被認出它的意義。
它如何進入博物館
此碑在崇仁寺中存放了數百年。1859 年,來陝西任職的韓泰華訪碑至此,見碑刻字畫完好,便造碑亭加以保護,並在碑石左側刻下題記。
1907 年 5 月,丹麥人何樂模帶著一個計劃來到西安:付給寺僧三千兩白銀,把石碑運往國外,另外雇石匠用相同的石料重刻一碑以代替原石。博物館記載,複製品在 9 月完成,而這件事的消息走漏了。地方當局出面制止,只允許複製碑石運走;1907 年 10 月 2 日至 6 日,碑身與龜趺先後移入今天的西安碑林博物館,現陳列於第二展室。
它證明了甚麼,又沒有證明甚麼
這塊碑有力地證明:唐代長安存在一個基督教社群,它受到寬容,擁有神職人員與財產。碑文中有一句重複了教會自己的說法——「寺滿百城」,這屬於修辭,不是人口普查。
這個社群規模不大、集中在都城,而且以外來人口為主。神職人員帶著敘利亞名字與教階,成員依附的是商路而不是中國村落。省地方志辦公室記載,碑上還提到一位景教僧波斯人伊斯,他在安史之亂中協助唐將郭子儀,並在朝中任職——這是一個在帝國體制內運作的社群成員,而不是體制之外的人。
有一個細節容易錯過。省地方志辦公室記載碑上有一段以希臘紀元標註的敘利亞文記事,記為 1092 年,即公元 781 年,寫明立碑的主教。西安碑林博物館則說明,與中文並列的古敘利亞文是東方教會的官方文字。兩種文字,同一塊石灰岩。
石碑現藏於西安城牆內的西安碑林博物館,靠近南門。展室安排不時調整,建議向服務台確認,並在出發前查看博物館的最新公告。
資料與延伸閱讀
- Xi’an Beilin Museum: the Nestorian Stele
- Shaanxi Provincial Gazetteer Office: the Da Qin temple, pagoda and stel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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